记者回乡手记站在十字路口上的温州中小企业
记者回乡手记站在十字路口上的温州中小企业2020-02-03 18:09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陈一良温州 报道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刊发记者张也平撰写的专稿《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温州模式”至此破土而出。
30余年斗转星移，“温州模式”被不断赋予新的定义和解读，受到政商学各界的关注，而随着用工、原材料、资金、环保、土地等成本的增加以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大量温州传统中小型民营企业早已风光不再，鞋革制造、服装纺织、眼镜制造、印刷等行业更是首当其冲，企业生存境况大不如前。
眼下，曾经为“温州模式”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的温州传统中小型民营企业似乎集体站上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2020年春节，记者回乡，走访多位温州中小企业主，记录他们的思考与足迹。
临近春节，记者在温州南站下火车，打车进城。
出租车司机老蔡是安徽人，来温州已经20多年，讲起话来一口浓重的温州口音，记者在车上和老蔡攀谈起来。
在途径温瑞大道接近南浦路一带时，老蔡指着马路西面的一块空地告诉记者：“喏，我原来在这里住了十几年，大拆大整的时候这片房子拆掉了，以前这里房租每月1000块不到，现在已经涨到1800块，我租不起了，就搬到离市中心更远的仙岩，那边每月只要800块，挺便宜的，就是到温州市区有点远。”
仙岩虽然属于温州市区，但与温州下辖的瑞安市仅有一街之隔。
2016年10月，温州鹿城区双屿街道发生农房倒塌事故，引发全市“大拆大整”专项行动，温州陆续进行了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和拆迁整治，力图改变温州，特别是温州主城区在城市面貌上的“大农村”形象。
根据温州市人民政府印发的《2017年温州市城中村改造工作计划的通知》，当年温州全市重点改造范围内计划完成81个行政村（另10个自然村、区块），30970户以上。在拆迁改造中，城中村占了大部分。
如今，“大拆大整”后大量新建商品房已经入市，但温州的房价不降反升。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温州市区住宅成交均价达到20274元/㎡，已攀升至2014年以来的高点。
受此影响，2017年以来，有如老蔡等外来务工者不得不搬到更偏远的地方居住，同时，众多栖身于城中村的温州中小型民营企业也在急于寻找新的厂址。
春节前夕，记者来到位于温州市鹿城区双屿街道的中国鞋都产业园、位于瓯海区郭溪街道的某童鞋小镇等地进行调研，发现这里聚集了大量曾经的家庭作坊式的温州中小鞋企。
中国鞋都。（《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陈一良 摄）
从业二十年的鞋企老板王勇向记者表示，以前位于城中村的厂房被拆迁后，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安置，于是，温州仅有的一些工业园区成了小企业主们的主要选择。
“温州处于山海交汇的丘陵地带，本来就缺少土地，你想去找个合适的地方办厂不容易，这些工业园区的厂房基本符合设厂标准、有员工宿舍、有配套餐饮，应该说是比较适合办厂的，就是价格比较贵，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了。”王勇说。
据了解，这些厂房每平米月租金多在20-40元，部分位于一楼的厂房由于可以作为门店使用，每平米月租金在70-100元，有的甚至更贵。
在中国鞋都产业园，鞋企老板吴平告诉记者，他的企业只有一条生产线万元，他表示这样的价格和以前在城中村办厂时相比，成本增加一倍都不止，但他也庆幸自己企业规模小，“规模稍微大一点的企业，光厂房这一项开支每年就增加上百万，而且租金价格还在年年上涨。”
吴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在温州城区的温州大厦、将军桥、上下桥、瓯浦垟等地办厂，他向记者抱怨，“政府认为我们以前城中村里的厂房不符合生产标准，但其实在温州很难找到一个完全符合标准的生产基地，现在我们这个工业区如果严格按要求来说，也是不过关的。”
临近春节，中国鞋都产业园租户关门歇业。（《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陈一良 摄）
吴平坦言，除了厂房租金的开支，员工社保、涨薪、税务、环保投入、同业竞争造成的压力同样很大。
“现在员工薪资比起以前都明显上涨了，普工月薪4000至5000元，技术工月薪基本都在万元以上，而且还要年年涨薪，不涨就招不到人，我这大部分员工社保也是不交的，毕竟我们是拼价格的产业，同行杀价杀的厉害，利润很薄，交了社保就没利润了。”吴平说，“现在员工流动性也很大，一言不合就走人，哪怕他违反劳动纪律，干两天就要走人的，我还是要付他工资，一分钱都少不了，不然他就去找劳动部门仲裁，企业主很被动。”
不过吴平也表示，现在行业里生意做的好的人也不少。
“不少人通过淘宝和快手拓展业务，成效不错，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转型升级的机会，但我这个年纪的企业主都不会玩这些，自己不懂，怕把握不住，也不敢放手去做。”吴平说。
交谈间，吴平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了一个微信聊天群，他告诉记者，距离温州约3小时车程的丽水龙泉市正在温州招商引资，“他们准备筹建一个制鞋基地，土地价格很低，厂房购置价格只要2400元/㎡，职工宿舍价格只要2500元/㎡，税收政策也很优惠，我有朋友报名了，我也想去看看。”
“我们这行在温州肯定做不久了，这两年行业内的大企业出问题的也不少，2019年园区里已经有老板发不出工资跑路了，如果能找个地方再好好干10年，我还是愿意去的，毕竟做鞋这么多年，对行业有感情了，其他的行业我也不懂，干不了。”说到这里，吴平的语气反而比先前笃定了许多。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虽然有大量企业不断迁入温州各处工业园区，但有的园区反而没有以前热闹了。
在瓯海区某童鞋小镇，一位园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五六年前，这里一到下班时间人群就从厂房里往外涌，人山人海，园区边上的几条路上摩托车都开不过去，现在中午吃饭时间人也不多了，不热闹了，倒闭的企业、迁出去的企业、裁员的企业，比搬进来的企业多的多。”
记者了解到，很多企业，特别是外地人在温州创办的鞋企大量将工厂转移到河南郑州、四川成都、湖北丹阳和台州温岭等制鞋产业聚集的地区。
一位温州当地媒体人士向记者表示，“这几年温州传统中小企业人工、环保、原材料、厂房租金等多方面的成本上升是不争的事实，再加上大拆大整环保检查机器换人等几项政府工作的推进速度比较快，使得前几年刚刚经历了温州金融借贷风波的传统中小型企业承受了不小压力，而这些企业大多属于鞋服这样的传统企业，成长空间越来越小，企业的外迁或衰落已成趋势。”
位于温州鞋都大道上的温州市宏锦鞋材鞋机市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陈一良 摄）
春节前的一个午后，记者在温州下属某区县的一家化工厂里见到了李斌，一位80后温州“企二代”，李斌的父亲创立的这家皮革化工企业有超过20年的历史，属于规上企业，年销售额过亿，企业员工200余人。
李斌原本在外地求学，由于是家中独子，在外工作多年后还是遵从父母意愿回到温州继承家族企业。
据记者了解，目前温州鞋服、皮革、眼镜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科技含量低，经营难度大，愿意接手企业的企二代少之又少，接班问题已成为温州企业家蕞关注的问题之一。
“我们化工行业对技术、资金、人员素质要求更高，我们行业的二代接班问题比鞋服、眼镜行业也稍好一点，不过我们温州企业多数是家族企业，企业里中高层都是家里的亲朋长辈，管理方式和现代企业还是有差别的，再加上这几年经济环境、政策环境都有比较大的变化，所以接班对我也是个不小的挑战。”李斌说。
谈及近几年的企业发展情况，李斌表示困难不少。
“我们在业内属于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生产和环保的标准化水平都比较高，前两年刚采购了一批设备，开支不小，再加上这两年在研发上的投入，申请了不少专利，成本挺大，但利润反而下降了。”李斌坦言，虽然公司在技术设备和研发上有很大投入，但仍然面临行业内小企业不规范生产的挑战，“一些业内小企业可能是无证经营，或者不缴税、不缴社保，也没有安全和环保方面的开支，成本较低，产品价格也较低，虽然产品质量差一点，但很多客户还是会选择他们的产品，对于我们的产品专利，他们也会快速学习模仿，虽然跟我们的专利产品略有不同，但也能使用，所以由于整个行业的规范化程度不高，导致我们企业的规模优势并不明显。”
对于近两年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问题，李斌认为这也是企业利润下降的原因之一，“原材料涨价，但我们的产品不能涨价，我们不是垄断企业，涨价后下游企业如果不接受，会转而找业内的小企业供货，所以我们只能维持原价，缩减自己的利润，补贴客户，留住客户。”
李斌介绍，近两年企业毛利在30%左右，净利保持在5%左右，利润有越来越薄的趋势，“员工的社保，现在我们已经做到全部覆盖，成本有所增加，这一块我们比较规范，比小企业肯定要好，他们原来是没有这块开支的，所以一下子要求他们缴纳社保或者补缴社保，他们就可能要倒闭了，另外，我们招人比较困难，我们厂里距温州城区有1小时车程，所以员工要包吃住，工资也是年年增加，这一块成本也上涨不少，现在连温州城区招工都不容易，何况我们这里，所以工资还要继续上调。”
对于温州正在着力解决的人才引进问题，李斌认为难度不小。
“我认为温州的城市包容性并不好，说它是一个城市，其实它更像一个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很密集，是比较典型的人情社会，读书、看病、办事，找人帮忙都是很正常的，而且房价高、租金高、人情往来负担也很重，结婚、拜年的红包金额基本2000元起步，5000元、10000元也是常有，一般的工薪族很难在温州维持体面的社交关系。”李斌说。
当记者问及如何评价目前温州地区营商环境时，李斌显得非常谨慎。
“这个问题这两年整体上有改善，但实质上问题还是不少，我们也曾考察了附近台州、丽水、福建几个地方的营商环境，相对来说温州官员服务企业的意识不够强、担当精神不够，政策的落实落地也差一些，但这个问题毕竟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官员和社会关系，所以我们一般不做评价。”李斌说。
李斌进一步表示，温州企业外迁至附近的福建一些地区、浙江丽水已成很多中小企业主的共同选择，目前已有一批优质企业搬离温州，“发展得比较好的，温州留不住他们，走了”，也有因为“大拆大整”工作的推进，上下游配套企业走的太多，综合经营成本增加太快，企业不堪重负，被迫迁出温州。
“对于一些新行业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我们这些传统行业肯定是很难做了，我们老企业都这么艰难，行业里的新企业基本不可能再出现了。”李斌说。
李斌表示，蕞近10年公司能够平稳发展，其实已属不易。
李斌说，一直以来企业发展大方向都是由其父亲老李把控，老李经商风格较为踏实稳健，一直没有碰房产、金融等高利润行业，也没有借高成本资金去扩张，“可以说是比较成功地避开了温州过去10年的几波金融、房产市场大波动，为企业保留了元气。”
李斌介绍，由于净利润不高，企业需要资金时大多只使用银行资金或大股东自有资金，“我们资信好，银行借贷成本在5%左右，社会上的高息资金不敢用，因为成本太高，一不小心就会把我们的利润吃掉了。”
对于未来的打算，李斌坦言，企业主体工厂暂无搬离温州的打算，毕竟员工故土难离，但新的投资可能落子外地。
同时，由于长期从事企业经营，李斌表示其与父亲都感到身心疲倦，2019年以来开始考虑将部分公司资产出售或对外让渡部分公司股权，“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减轻企业的经营压力，也希望获得一些资金，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蔡翔是温州一家童装运营公司的负责人，这家总部位于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场大道附近的公司，2019年将运营团队拉到杭州，在杭州设立公司第二总部，专门负责拓展全国市场。
“杭州有四季青服装市场，业内交流机会比较多，离客户也更近，出行到全国各地也比温州方便，更重要的是在杭州我们能招到合适的有专业背景的员工，在温州就很难，温州不少企业都在上海、杭州设立了第二总部。”蔡翔告诉记者，目前温州人口外流的现象比较严重，年轻一代温州人本身经济条件及受教育经历都较为优越，大量选择留在一二线城市工作生活，面对温州高昂的生活成本，在温州的外来务工人员整体也呈流出状态。
蔡翔同时认为，温州近年来少有优秀的本土企业崛起，也是导致留不住年轻人的原因，“单从上市公司来看，主要还是那几家公司，这几年温州并没有特别优质的大型企业在本地出现。”
而从上市公司数量来看，截至2019年底，注册地在温州的A股上市公司只有20家，而杭州已经达到155家，宁波82家，与温州山水相连的台州也达到了51家。
“对于温州这样拥有900万人口的地级市来说，上市公司数量确实偏少。”蔡翔认为，“温州企业还是以传统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主，成长性差，很难成长为上市公司。”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多家注册地位于温州的上市公司将办公地点迁往上海等地，相当于在外地设立了第二总部。
“温州是一个自然资源禀赋并不突出的城市，甚至在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土地资源方面还有一定的缺陷，目前来看，在温州的生活成本不低，外来人口要融入温州还需突破语言和文化风俗的障碍，这些都导致了城市吸引力的下降，再加上近年来温州经济整体走弱，而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吸虹效应逐步显现，温州对人才的吸引力开始下降。”蔡翔说。
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人才流失的危机，温州并非没有动作。
2019年12月25日上午，温州出台了“力度空前”的人才政策，符合条件的优秀本科生买房可打7折，租房3折。政策力度之大，引发广泛关注。
目前来看，温州在高端产业的培育和高端人才的引进上不及省内的杭州、宁波，但在传统产业的发展上又不如周边的福建一些地区、浙江丽水以及其他内陆省市有优势.
虽然2018年温州发布了重点发展产业目录，明确了产业发展方向，但暂时来看效果并未充分显现。
对于温州而言，目前或许是一个产业发展“青黄不接”的时期。
温州重点发展产业目录显示，温州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传统优势产业提质、现代服务业发展3大类、32个分类，这些重点扶持培育的产业作为温州未来经济的支柱产业。
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上，温州将重点发展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鞋革制造业、纺织服装制造业、汽摩配制造业、泵阀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工制造业塑料制品及印刷制品、光学仪器及眼镜制造业、文化用品及教玩具制造业和模具、紧固件等基础配套制造业。
虽然鞋革制造、服装制造都被列为重点扶持培育产业，但多位业内中小企业主均向记者表示，政府产业政策或将更加倾斜于区域内大企业或上市企业，而不是中小企业，该产业政策对传统中小企业的扶持效果有待进一步验证。
与曾经辉煌一时的温州制造业相比，温州资本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温州资深市值管理人士项文告诉记者，由于全国各主要城市厉行“房住不炒”政策，温州资本目前大量从房产领域撤出，转而进入证券市场。
“温州经过多年的资本积累，目前已经是国内主要资金中心之一，温州资本集结速度快、数量大，在国内的股票配资、市值管理方面很有影响力。”项文坦言，“温州资本长期参与炒房等回报率很高的投机活动，已经逐渐习惯了赚快钱，习惯了做钱生钱的生意，很难回头去做净利3个点或者5个点的传统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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